明朝对于统一爵位，也有世爵和流爵之分，以军功大小而定。

世爵可由嫡长子、嫡长孙代代继承，而封流爵的功臣死后，不得世袭，子孙只能世袭高级武官。

而且，明朝爵位与前朝最大的区别就是，封爵不再有具体的封地，只有爵位和禄米，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异姓公侯起兵谋乱的可能。

明朝中后期，武将封爵的极少极少，死后追封的不算。

而凭崇祯的吝啬劲儿，自然不会封世爵，毛文龙的平西侯就是一世而终。

即便如此，崇祯还觉得已经是极大的施恩于臣。

口述完旨意，由宫人转交内阁副署，崇祯又坐回龙椅，喝着茶水，缓缓说道：“郭大靖所请，在秦皇岛和天津设专用码头，朕也准了。”

王承恩应承着，觉得这不算什么大事。经过此次跨海勤王，崇祯和很多大臣都认为以后可能还有借助东江军的可能。

建虏虽遭重创，但再次绕道入关的可能性，还是存在。

蒙古诸部也不可不防，虎墩兔在宣大边外就不消停。当然，这和崇祯断了市赏有此关系。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很多支持者认为这是明王朝无愧于最后的脊梁，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

其它的还有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都被称为明朝刚硬不屈的优点。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说是国门守天子，也不为过。其实，这也是定都北京的弊端之一。

依托北方长城作为防线，虽然比较经济实惠，但却缺乏战略纵深。在建虏入寇之前，土木堡之变，俺答侵扰，都曾对京城构成过威胁。

而且，因为北京是大明都城，导致大量部队不得不向京城集结收缩，也削弱了边防的力量。

京城有危，皇帝受惊，这是最大的事情。

皇太极就是看到了这一点，率军绕道入关后，直取京城，导致各地驻防军以及各路勤王军只能尽快向京城靠拢，整体布防陷入了被动之中。

从这方面来讲，崇祯对东江军的行动还是颇有微词，心中有些不痛快的。尽管毛文龙和郭大靖编出了理由，崇祯和诸臣也只是看破不说破而已。

要知道，尽管东江军的行动，从战略战术上讲是正确的，但天大地大，政治正确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不顾一切地前来勤王，才是忠心不二的表现。至于是否最有利，能不能取得胜利，都是次要的。

武将们也想得清楚，哪怕因此而被敌人击败，也比皇帝秋后算账要好。

正因为崇祯心存芥蒂，才没下旨宣郭大靖入京。同时，对于东江军，崇祯也有着防范之心。

袁崇焕和关宁军的行为，给崇祯敲响了警钟。朝廷对外镇军队的约束力，经过此次大变，已经能看出薄弱的迹象。

关宁军已经形同听宣不听调的军阀，东江军又能好到哪去？在以往，东江军的独立性可是要超过关宁军的。

只不过，郭大靖所率的东江军浴血奋战，给崇祯和朝廷挽回了颜面，也挽回了颓废的民心士气，才让崇祯暂时压下了纠结。

“流民赴辽东，朕以为是善政，交由内阁商议，拟出章程，再由各地官员施行。另外，准东江镇制定惠民政策，以吸引百姓。”

崇祯放下茶碗，舒服地靠进了龙椅，终于处理完了诸多事项，感到十分的轻松。

此时，有宫人进到殿内，捧着臣子的奏疏和题本。

“朕是难得轻闲啊！”崇祯慨叹一声，伸手示意，把这些奏疏和题本呈上来。

王承恩张了张嘴，心中轻叹一声，还是没有出言劝谏。

这位皇爷的勤勉，已经成了习惯，起初他还委婉地劝上两句，反倒惹得崇祯不快。

崇祯随意地翻看了一下，便拿起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奏疏，阅看起来。

看着上面所计算出的数字，崇祯陷入沉思，好半晌才微微颌首。

曹化淳急送京师的不仅有捷报，还有他与郭大靖交谈的内容。

比如撤防锦州大凌河，只守宁远和山海关，省下的人马加强蓟镇防御，省下的钱粮向东江军倾斜一下。

崇祯看过之后，觉得挺有道理，关键还是关宁军的表现令他大失所望。

而更重要的还是钱粮，能省则省。在这方面，崇祯是辎珠必较的。

山海关、宁远、锦州等地的驻军数量达到了十一万，如果撤防锦州的话，宁远留三万，山海关留四万，就能有四万兵力充实蓟镇。

经过建虏入寇，蓟镇的驻防兵力已是十分残破。再次征兵扩充的话，可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按照郭大靖的设想，则给朝廷省下了大量的钱粮。崇祯也是看重这一点，才十分感兴趣。

户部尚书毕自严也是奉了皇命，重新计算了一番。崇祯看到竟然能省下一百多万两，眼睛里不由得闪出精光。

关宁军的粮饷全靠关内供应，宁远还好说，就近有觉华岛，可以走海路运送。锦州、大凌河就要靠陆路运输，耗费相当大。

缩减关外兵力，再实施收缩防御，双管齐下的措施，便得辽镇的粮饷能够节省一半还多。

自袁崇焕上任后，崇祯可谓是全力支持。辽镇的粮饷一下子涨到了两百多万两，几乎是翻了一番。

但加派赋税、处处节省地供应辽镇，取得的战绩只不过是占了没人要的锦州，还要花费大量的钱粮修缮驻防，可谓是得不偿失。

袁崇焕下狱后，崇祯的思维可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以往袁崇焕吹嘘的堡垒推进，平辽灭虏的战术，在崇祯看来，又是欺骗他的谎言。

“宣兵部尚书申用懋晋见。”崇祯思虑已定，抬头吩咐宫人。

袁崇焕下台，原兵部尚书王洽入狱，号称有边才的申用懋成为接任者。

崇祯知道将辽镇分化，并不是一件容易而简单的事情，才需要征询兵部的意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吩咐完宫人，崇祯又拿起温体仁的奏疏，阅看着皱起了眉头，脸上微有怒色。

袁崇焕下狱，温体仁是弹劾攻讦最为者。不仅是对袁崇焕，还扩大了打击范围，目标指向曾极力举荐袁崇焕的阁臣钱龙锡。

“龙锡主张崇焕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其罪莫逭。龙锡以崇焕所畀重贿数万，转寄姻家，巧为营干，致国法不伸……”

字字如刀，刻在崇祯的心上。他啪的一声合上奏疏，眼中射出怒火。

“私结边臣，蒙陷不举，钱龙锡该杀！”崇祯咬牙切齿，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怒气，抬起头，厉声吩咐宫人，“速去镇抚司，命骆思恭、刘侨加紧审讯，速上袁崇焕供词。”

崇祯皇帝并不信任大臣，喜欢独揽大权，专断独行。但是一旦出了问题，他还没有担当精神，什么错误都委过于臣下。

此时，他恨袁崇焕，又恨支持袁崇焕的支持者。

但他却忘了，是谁轻信“五年平辽”的大言不惭，授予袁崇焕全权，增加赋税、裁兵省银，逼得百姓揭竿而起，使得内地明军兵无斗志。

既无识人之明，亦无用人之量，更无容人之量。可崇祯却偏偏要励精图治，他的偶像竟然是太祖朱八八。

而他也学会了朱八八“忧勤不怠”的作风，只论勤政的话，崇祯确实做得极好，历朝历代没有几个帝王能与他相比。

但本身的缺陷却使他的勤勉，成了大明的噩梦。越是管得多，越是乱象纷呈，大明也越是颓势难挽。

只能说，路走错了，越是奋力前行，离目标也是越远；思维有问题，越是勤奋，错得越是离谱。

从小事上，比如节俭，比如不喜声色，崇祯象是个好皇帝。为了省钱，他还把苏杭织造撤了，理由是“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困此一方民。”

但从大政上，崇祯却是个完全漠视百姓苦难、视百姓如草芥的暴君。辽饷、剿饷、练饷……苛政猛于虎，逼得无数百姓为了一口饭吃而造反。

表面上说着体恤百姓的官话，实际上又疯狂聚敛，甚至还把征收赋税作为考核官员的指标，使得官员只能千方百计的催征。以至于“民不聊生，更起为盗矣”。

不仅是对百姓，对于大臣，崇祯也极为苛待。这一点他到是很象乃祖朱八八，生性多疑，动辄杀人！

“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崇祯从不考虑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更不会去细究到底该不该杀。

建虏入寇京畿，显然刺激到了崇祯。滥杀的本性，终于暴露出来。

历史上，己巳之变后，兵部尚书王洽、工部尚书张凤翔、蓟辽督师袁崇焕、总理蓟辽保军务刘策等或死或下狱。

次辅钱龙锡也因袁案受到牵连被判为死罪，经一些大臣极力向崇祯陈述求情，才免其死罪。

内阁大学士韩爌、成基命、李标等也因此去职，而代之以周延儒、温体仁等入主内阁，六部九卿也相应变更。

崇祯命南镇抚司速速审讯，以期拿到袁崇焕的口供。这也意味着一场政治风暴的形成，朝堂上各方势力的大变更。

………………

对于朝堂上的倾轧清洗，郭大靖并不关心，关心也没用。

借助此次奇功，他为东江镇赢得了朝野的关注，有了改变待遇的契机。同时，建虏遭此重创，辽东形势的变化，才是他最关心的。

甚至于，郭大靖对于崇祯会有怎样的封赏，都不是很在意。

“一镇两总兵，这有问题吧？”刘兴祚与郭大靖并马而行，微皱着眉头，替郭大靖操心，“朝廷若是觉得不合法制，可就要委屈你了。”

明朝的总兵属于高级将领，相当于今天的战区司令员，属于正大军区级，上将级别。

但同样是总兵，权力却有大小，所领的兵额也有多有少。刘兴祚所说的一镇两总兵，其实并不算什么问题。

比如辽镇，就有宁远总兵、前屯卫总兵、山海关总兵等等。当然，这些总兵的上级是辽东巡抚，或者是督师、经略这样的文官统领。

而且，总兵官还分普通的和挂印的。毛文龙就是挂平辽总兵印，并御赐尚方宝剑，形同封疆大吏。

对于刘兴祚的担心，郭大靖只是淡然一笑，说道：“难道某还是副将，便有人不听号令？”

“这倒不是。”刘兴祚摇头道：“但官职越高，不是更加方便，更加名正言顺。”

郭大靖沉吟着说道：“毛帅是东江镇总兵，那郭某就任旅顺总兵或金州总兵，也是可以的。”

刘兴祚想了想，嘿然一笑，说道：“只有你升了总兵，我等才能跟着进阶。都是有功将士，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郭大靖看了刘兴祚一眼，笑着调侃道：“这么说，倒是某压着你们，让朝廷不能论功行赏啦？”

“朝廷的论功行赏……”刘兴治撇了撇嘴，欲言又止，却透出心中的不满。

“这回一定有的。”郭大靖轻摇着马鞭，缓缓说道：“经此战乱，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应该都能看出，要想平辽灭虏，只能依靠咱们东江军。”

刘兴祚点了点头，说道：“虽然如此，对于武将，对于僻处海外的东江镇，朝廷依然会提防。”

东江镇因为没有文官统御，应该是被视为体制外的军镇，这一点与关宁军不同。

从文官集团轻视武将的传统来看，东江镇确实也确实很难得到文官集团的大力支持。

但形势比人强，崇祯就算捏着鼻子，对东江军立下的盖世奇功，也得有所表示。以后的资源倾斜，也是可以预料的。

毕竟，平辽灭虏是头等大事。巨额的饷粮供应，朝廷已经不堪重负，崇祯更是缺钱缺得眼冒绿光。

何况，明朝末期的形势，可谓是内忧外患，对于武将的权力，也就不可避免的要有一个下放的过程。

所以，兵兴以后，有言天子者曰：“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

为了挽回局势，把提升武将权力当作了勘乱良方，这恐怕是崇祯走的另一个极端。也可称之为：病急乱投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