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位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西部，北接汉水，西临荆山，西通巴蜀，南面长江，直通湖广，古称“七省通衢”。

由于辖境内无高山，所有皆陵阜之属，故名江陵。

它本是故楚郢都，刘表任荆州牧后改设襄阳之前，这里才是荆州的首府。

而南郡则为秦始皇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这里的郢，说的便是江陵。

从战国时期开始，江陵所在的南郡便是南方极为重要的一块版图，但是直到汉末之前，这里并没有发生过多少大战，在军事上的地位其实并不重要，不仅江陵，包括更北面的襄阳亦是如此。

但在原本的历史上，从东汉末年开始，南郡的地位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成为了各路诸侯竞相争夺的战略要地，单是汉末到三国短短数十年间，此地便曾前后爆发过七次中大型规模的战役。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那是因为恰恰是从汉末开始，天朝内部的政治斗争，乃至群雄逐鹿的态势，正式从东西对峙开始转变为南北对抗！

从战国中叶到王莽末年，天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以华北平原为主体的“关东”和以关中平原为主体的“关西”这两大区域，故而与之对应的群雄逐鹿，以及围绕这一点所发生的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也基本表现为东西对峙。

如西秦与山东六国的定鼎之战，刘表与项羽的楚汉争霸，西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乃至新朝王莽与绿林赤眉等起义军的争斗等等，敌我双方的交战地点主要都是集中在关东、关西接壤的豫州西面、荆州北面的南阳，乃至司隶，冀州这些地方。

在这个时期，不论是江陵，南郡，抑或是荆州其实都不是决定神器归属的要镇，军事上的战略意义自然就没有多重要了。

而到了汉末，因为军阀混战，兵祸连连，华北平原和关中地区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民生开始衰败，导致了大量的士族百姓纷纷逃往战乱影响较小的南方以为避难，这便让荆、扬等南方州郡以及巴蜀地区在经济上出现了第一次的腾飞期，虽然依旧不如中原富饶，差距却在不断缩小。

至三国鼎立时，经济上虽说不能完全抗衡，却已能勉强支撑起一定程度的军事对峙，这便让天朝内部的政治斗争渐渐演变为了南北角逐，双方军事冲突的地点也就从中原北地跟着转移到了南北经济区域交接的江淮平原、江汉平原和秦岭山地。

也正是从这一刻起，江陵乃至整个南郡的军事地位，战略价值陡然攀升！

单拿江陵来说，首先，它本身便是一处经济重镇，因为处在两湖平原（湖北江汉平原和湖南洞庭湖平原）的中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春秋以来便拥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直白点说便是人多，钱多。

其次，它又是天朝水陆交通干线重要的道路枢纽，陆路直通南北，南可经长沙越五岭至交州，进而转道扬州，北可过襄樊进入南阳，直通“天下之中”的洛阳，或经武关到达关中、出方城位临华北平原，其中从江陵到襄阳的陆路便是着名的荆襄道，正是秦皇汉武巡视南方走过的“王道”。

水路则更不消提，江陵地处长江中游，长江横贯了整个神州，它自然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天朝水道航运上的中转站，滔滔江水所流向处，便是兵锋所向之地，其战略重要性，当真是不言而喻。

当然，在原本的历史上，江陵要变得如此“重要”，其实还要等到曹操击败袁绍之后，南下荆州之时。

彼时刘琮束手投降，刘备从新野撤退，第一个想的就是前往江陵，因为此地本身就是坚城，又足够富饶，刘备想要凭借它的富足来和曹操对抗。

不过曹操识破了他的企图，率领精锐骑兵从襄阳南下，一日一夜急行三百余里，最后不仅抢先占领了江陵，更在当阳长坂差点把刘备军一锅端了，刘备只得败走败走汉津，往沔阳而去，曹操则将南郡彻底收揽，随后便以江陵当作前线指挥点，为后面的征伐江东开始做准备。

而在赤壁之战后，江陵的地位愈发重要，孙刘联军与曹军对它展开了激烈争夺。

鲁肃和甘宁都曾向孙权建议，在立足江东后要西取荆州，完全控制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刘备也以辅左刘琦为名，用兵为其收复荆州，这两股势力各怀自己的心思，在驱逐曹操势力的目的上达成一致，因此合兵围攻江陵，与曹操留守的主将曹仁发生激战。

双方交战一年以后，曹仁的兵马粮饷消耗严重，却得不到及时补充，被迫从江陵撤退到襄阳。孙刘两家获胜后进行了土地分割，由于周瑜领导的吴军是作战的主力，所以划分疆土主要是按照孙吴的意愿来进行，孙权任命周瑜作南郡太守，占据了江北从江陵西至峡口夷陵的领土。

随后在“刘备借荆州”后，江陵地位又再次被拔高。

荆州有大小之分，大荆州笼盖了荆襄七郡，小荆州却是单指南郡，赤壁之战以后，曹、孙、刘三家对江陵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和处置态度。曹操在经历兵败之后，明白自己尚且没有统一中国的力量，决定收缩战线，努力恢复发展中原后方的经济，便决定“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全力防守这三座前线要塞，从这个角度来说，曹仁从江陵主动撤退除了周瑜给的压力之外，也有曹操主动放弃的成分，不再把它看作“兵家必争之地”，因为这个阶段，曹魏是将防御南面的重点放在了襄阳。

而东吴这边对江陵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原本按照周瑜的设想，下一步他要兵入巴蜀，然后北进夺取襄阳，窥视中原，江陵是他实现上述作战目标的出发基地，可谓重中之重！

关键是只要占住江陵，此时占据江南四郡（长沙、武陵、桂阳、零陵）的刘备便被彻底隔离，既不能进占益州，也无法北赴襄阳，等于是被孙吴手拿把攥，牢牢控死。

也难怪大耳贼要暗戳戳地挑拨离间，对孙权说什么“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了，要是真让周瑜按部就班地去实现这个战略，孙吴能否一统天下暂且不说，彻底被锁住发展机会的刘备是肯定毫无机会了。

只可惜孙权虽然没有中这挑拨之计，周瑜却太过短命，建安十五年，当孙权批准了西征益州的战略后，周瑜踌躇满志地准备返回江陵，却在行至巴丘（今湘省岳阳）路染疾病，不幸病卒，年仅三十六岁。

周瑜一死，孙权如丧考妣，刘备和曹操却是欣喜若狂，后者更是立刻便在九江前线的合肥调集兵马，准备开始“四越巢湖”的第一次南征。

失去主心骨的孙权登时压力大增，为了集中兵力防御，便依鲁肃之计，将刚刚占领的江陵以及南郡交给盟友刘备，让其为他防守襄阳这一路的曹军。

这对于对于刘备，自然是求之不得，因为江陵本就是“隆中对”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隆重对”里怎么说的？

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这里的荆州说的就是南郡，按照诸葛亮给刘备制定的霸业谋划，第一步便是夺取南郡，然后西进巴蜀，最后兵进宛、洛，两路进攻曹魏，要夺下南郡，便先要占有江陵。

只不过这个如意算盘被周瑜破坏，在曹仁撤离江陵后，第一时间便将江陵和峡口的夷陵抢先占据，却把江南四郡扔给了刘备...

所以周瑜这个碍事的刚刚身故，刘备便不惜冒着被扣留的危险，立刻屁颠屁颠地亲赴江东，向孙权商议“借荆州”一事，最后有鲁肃“助攻”之下，孙权半是不甘半是无奈地答应了此事。

在此之后，江陵便成为刘备集团的首府，集政治，经济与军事中心三位一体，刘备领兵入川之时，关羽北伐襄阳之际，江陵都是蜀汉的后方基地。

江陵地位的第四次变化，是发生在吕蒙背刺关羽，东吴占领荆州之后。

此时江陵变成了吴国对魏防御的前哨据点，孙权消灭关羽后，将南郡的江北居民迁徙到江南，把对魏作战的防线后撤，江陵只留下少数部队镇守，南郡和荆州的治所与军队主力也移到了长江南岸，致使江陵的战略地位明显下降，失去了区域统治中心的重要地位。

而在曹操死后，曹丕曾经派遣大军围攻江陵，守将朱然接连打退魏军的进攻，尽管最后只剩下五千残兵，仍能力保城池不失，守住了这座前哨阵地。因为襄阳到江陵数百里间少有百姓居住，曹魏南征大军在沿途得不到足够的补给，所以孙吴的荆州统帅陆抗认为江陵的重要性不如夷陵，敌军即使攻占了江陵，也解决不了粮饷供给问题，最终还会撤走，所以他对当地的防务不像对夷陵那样重视。

第五次是在西晋灭吴战役中，攻占江陵并消灭南郡的吴军是晋朝用兵的一项重要步骤。按照事先的作战方案，西晋攻吴的主力是王濬、唐彬率领驶出三峡的益州水师，他们在占领夷陵、荆门之后，必须在江陵附近得到荆州都督杜预一万七千人兵力和粮草器械的补给，否则就没有足够的力量继续东进。为了实现江陵方向的作战胜利，晋武帝把贾充率领的战略总预备队“中军”部署在襄阳，准备随时支援杜预的南下进攻，以确保完成这一计划。结果在晋军优势部队的围攻下，历时九日就攻占了江陵，使王濬的水师成功地获得了补给，旋即顺流直抵武昌、建业，迫使吴国皇帝孙皓投降。

吴灭之后，三国归晋，天下重回一统，然而有些事情却是再也回不去了，比如东西对峙的态势自此去而不返，其后两晋南北朝，乃至五代十国，天朝内部的斗志形势依旧保持着南北对抗，江陵、襄阳以及南郡始终都是战略要地，所谓“晋、宋、齐、梁，倚为重镇，财赋兵甲，当南朝之半。”便是说的这里。

不过当后面南宋时期，辽金、蒙元大举入侵中原，因为这些异族的骑兵优势太大，相比地势平衍，无险可守的江陵，依山傍水、形势更为险要的襄阳变的更加重要，正式登顶为天下第一重镇。

所以地形其实是江陵在军事上最大的弱点，在防御上它最大的优势便是南面的长江天险，然而一旦有敌人越过长江，它便是无险可守，更因为地形的平坦，能让攻城方顺利的摆开阵势，甚至骑兵驰骋。

拿下孱陵之后，渡口自然也落到了王政的掌握，为了出其不意，不给敌人整顿防御，摆开水利阻隔，王政刚刚入城便令手下将城内船只悉数搜集，准备完毕后便亲率精骑，马不停蹄地开始渡江。

三个时辰后，日暮黄昏之时，沐着夕阳的余晖，天军便已渡过了长江，正式进入了汉江平原地区，稍作休整之后，王政便下令继续行军，直扑江陵。

从汉江平原到江陵，只有不过五十里地，便在入夜时分，已是兵临城下。

对江陵敌军的分布情形，王政早就提前让糜芳的奔命司探查明白，此时不是日后，江陵的地位并没有引得多方重视，不过因为毕竟是南郡的门户之地，加上是水陆的交通枢纽，所以人马也不算太少，守军总数八千，其中城东和城西军营各屯驻有两千官军，数量最多的却是南面的一座外城，名叫津乡城，屯驻了四千守军。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八千守军之外，江陵城内还有另一支不容小觑的军事力量，便是南郡太守郭永的两千亲军。

郭永出身于钜鹿郭氏，光和年间（公元178）便为南郡太守，能以一个外人的身份坐镇江陵二十余年，便是因为他不仅出身名门，更有一支自由的私人武装，即“广宗军”。

所谓广宗军，顾名思义，便是说这支部队全是由钜鹿广宗乡的民勇所组成的。

钜鹿乃是张角故里，也是第一次黄巾起义的源头，由此可见此地风俗尚武，其民性锐，而由钜鹿人所组织的部曲，战斗力自然极为强悍，敢战，也极为能战，却是不容小觑。